“小说是心灵撞击外部空间的产物”

2009-07-15 19:35:0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每次乘车穿越上海，我都会看到一些奇怪和神秘的事，但都见怪不怪。”J·G·巴拉德说。富有的中国商人停下割开一只倔强的鹅的脖子（它给绑在电线杆上）品尝它的鲜血的举动；穿着美式衣服的匪徒年轻力壮打家劫舍；乞丐为他们的落脚之地而奋斗；盛大的焰火正在庆祝一家新的夜总会；还有好多穿着裘皮大衣的妓女走出了汽车旅馆，等待着她们的顾客。

这是维拉—J·G·巴拉德的白俄罗斯保姆—告诉他的。下水道敞开着，脏水注入到黄浦江中，整个城市都冒着臭气，病菌和烧猪肉的臭气从成千上万中国小摊贩那里散发出来。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可以买到或出售。

这是《太阳帝国》的作者J·G·巴拉德在上海生活时所见到的情景。

与那些丑陋的上海同时发生的，则是一个体面的上海生活—在法国夜总会里举办的婚礼；上海跑马场中的赛马和在外滩的英国大使馆中的爱国集会。巴拉德的母亲是一位在乡间俱乐部颇受欢迎的女演员。她曾经被选为上海最佳着装的女性，但他不知道她是否将此视作一种赞美，或在上海她是否生活得快活。他怀疑他的父亲在上海要快乐一些，因为他的父亲将现代科学视作人类的救世主，他从英国的兰开夏被派到上海来经营一家纺织厂，当时他27岁。

今年4月19日，巴拉德在英国去世，他生前曾经接受笔者采访，谈及自己在战乱年代的童年，以及这位英国科幻小说之王被人们称道的科幻小说创作。

轰炸机飞过我的童年

河西：您在旧上海度过了您的童年，您觉得当时的上海是一个怎么样的上海？

巴拉德：我6岁的时候，一个老乞丐坐在我家车行道上，我从别克车的后座上看着他—一个瘦弱、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终其一生都没怎么吃饱过，现在只剩下了最后几口气。他胆怯地向路人摇晃着一个香烟罐，但是没有人施舍一分钱。几天之后，他看上去更加虚弱了。我问我的母亲，2号小工是不是可以去给他一点食物（我家有10个中国仆人，但是我不太清楚他们叫什么名字）。她最终屈服了，说那个小工可以去给他一碗汤。第二天下雪了，这个老男人盖着白棉被。我记得我曾经对自己说，在这条柔软的被子下面，他会感到一些温暖。他躺在被子下面，几天后，他就不见了。

我仍然会想起这个老男人。就在离开我温暖舒适的卧室几码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我却被昂贵的玩具所环绕。1937年，街上的景观让一个英国小男孩沐浴在极度寒冷的日光中。日本发动全面入侵，随着中国人的村庄和农田被战争全面破坏，成千上万穷困的农民从长江沿岸涌入上海，为进入租界而打破头。他们被具有敌意的日本士兵和英国警察驱赶。我见到许多中国人给刺刀刺死，躺在路上，躺在他们被血染红的米袋上。

我父母的朋友在上海西部的郊区生活。我们去我父母的朋友家玩时，我从一个篱笆的缺口处钻过去，然后跑到一个被废弃的军用飞机场。在高高的青草中是中国战斗机的机舱，我试图爬进驾驶员的座舱里去，坐在低低的金属座位上，被肮脏的控制器所环绕。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不仅因为我能想象战斗中机枪开火和湍急的气流的声音，而且因为我和这架废弃但很神秘的飞机单独在一起，这是我童年时的飞行梦。十年之后，这个小小的飞机场成了上海国际机场的所在地。当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走下飞往上海的空中客车的舷梯时，我几乎仍能感觉到一个小男孩的存在，他还坐在他的中国飞机上，没有意识到时光飞逝如电。

河西：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你们家的生活是不是也进入一个困难时期？

巴拉德：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我们的口粮下降得很厉害。一天，坐在我们的房间里时，我母亲称之为“象鼻虫”的东西给推到了我们的稀饭的盘子边上，我父亲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吃这种饭——我们需要蛋白质。它们是又小又白的鼻涕虫，也许是蛆—这是我母亲避免要说的一个词。在一口将它们吞下之前，我照例会将它们数一遍—通常大约是100个，差不多就是我盘子堆满两圈的样子。

1944年，第一次美国对日本的空袭开始了。空军中队袭击了龙华机场。B-29轰炸机机群接踵而至。我一有空就抬头看着天空，看着他们飞过我的头顶，飞过我的童年。

黑色乌托邦

河西：您的大部分小说都写过黑色乌托邦的主题，将人类社会和人类现实转化为某些不可预知世界。在您的转化中，您有没有一个现实的原型存在？您对反乌托邦的经典之作—比如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巴拉德：这个问题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是很难回答的。我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的小说生涯，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社会制度的原型。至于奥威尔，他证明了暴政可以利用人们的潜意识中的性受虐倾向，人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小说的社会制度中，就像在萨德的小说中的那些痛苦的人和自愿的受害者一样。

《美丽新世界》是一部杰作，它更进一步，他预言了我们现在正在成为的世界：细胞元、多媒体艺术和试管婴儿，令人惊讶地准确。我总是怀疑旧式的独裁专政制度已一去不复返，未来的极权制度将是顺从和屈服者的极权制度。我们喝着酒，穿着软拖鞋，这种情形类似于客机上的女服务员为乘客调整电视机的角度，一切都很合理，我们不会去问飞机事实上是在飞向何方，甚至飞机上是否真的有一名领航员。

河西：您的科幻小说和其他西方作家不太一样，更关注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为什么会这样做？

J巴拉德：上世纪50年代，氢弹试验期间，科学越来越像魔术。同时，科幻小说被认为是描写外部空间的文学。大体上，这就是大多数人对科幻小说的想象。穿越时空、外太空行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似乎忽略了最重要的领悟，我称之为“内部领域”。这是心灵的内部世界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合点，这种内部空间你可以在超现实主义的画家那里看到，比如马克斯·恩斯特、达利、唐吉和契里科的作品。

他们是内部空间的画家，我感到科幻小说应该探索这些领域，这些领域是心灵撞击外部空间的产物，和那些白日梦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上世纪50年代科幻小说所处的困境。不再有严肃的现实思考。于是我开始写作……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已经写了很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集，其中大概只有一部小说写到了宇宙飞船，那也只是一笔带过。我所有的小说都以现代为背景，或者和现代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