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周有光亲历“文字革命”

2019-08-18 13:52:28

来源: 时代在线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汉字繁简体的争论甚嚣尘上，近年来每每登上两会议题，占据媒体版面。最近的这一次，以新的《规范汉字表》即将发布，“全是简体字”而暂告一段落。有媒体认为，这是1988年以来中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大事“之最”。面对几千年的繁体字，以及三十几年的简体字，或许回顾一下这百年来剧烈的汉字变革历史，可以解读到其背后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中的焦虑。

暮春的北京，仍有间歇的寒意。104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书房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耳朵不灵了，妨碍了许多工作。”周有光说，但他仍然思维清晰，谈话富有节奏。

对于时下热闹的“繁简之争”，周有光认为：“去繁就简，不仅是中国文字，所有世界的文字，你假如研究一下子，都是从繁到简的。”

经济学出身的他，在1955年49岁时改行搞起了文字研究。提起这段意外的转折，周有光回忆道，1955年他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把他留了下来。“我说我不行，是外行。吴玉章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在“哪里需要到哪里去”的氛围中，周有光留下来，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

周有光是现在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贡献最大的主将，被称为“汉语拼音奠基人”。作为新中国文字改革的见证者，周有光对于汉字历史如数家珍。百年汉字改革所牵绊出的历史忧思，在他口中道来荡气回肠。

1918：现代化焦虑

周有光与语言文字结缘自“五四”运动。从文字改革到白话文运动，这一时期对传统的反思达到了一个高潮。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4月号发表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鲁迅更是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断言。

当时相当一大批文人持类似观点。辛亥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议使用拼音，谭嗣同提出了“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的主张。此外还有蔡元培、瞿秋白等，就连不赞成搞拼音文字、反对使用世界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都承认，汉字“太深密”，应该想办法解决怎样普及的问题。

此时，汉字的地位彻底跌到了谷底。汉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仓颉造字”虽是一个传说，但“敬惜字纸”却是实实在在的传统。到了鸦片战争，“天朝上国”连同承载她文明的文字一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怀疑。许多文化人认为，汉字繁难是开启民智的拦路虎，是造成中国教育落后、民智不开国力衰弱的主要原因。

1919年，周有光还是常州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只有13岁。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影响了他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兴趣：“胡适从美国回来，有眼光。美国研究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研究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1920年代初，周有光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19世纪末以来，正是西方印刷术蓬勃兴起的时期。机械打字机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传播。而汉字无法分享这一技术便利，进一步凸显了汉字的劣势。

1933：拉丁化运动

周有光毕业后留校教书。秉持着对语言文字的兴趣，他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拉丁化运动。1933年，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开始，上海是中心，中国50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影响力甚至触及到了南洋。“拉丁化运动是从苏联来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们搞的。”周有光说。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一个新政权，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言学派—马尔学派。马尔学派被列宁接受，成为压倒性的学派，其主张“语言发展的阶段论”及“语言具有阶级性”等观点，用激进迅速的方式来变革语言文字。1929年，苏联成立“全苏各族人民拉丁化新文字中央委员会”，为少数民族创制拉丁化新文字。其中，利用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被当时苏联政府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

在苏联留学的瞿秋白，受此影响写过一份《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一种方言搞一种文化字，这是错误的。”周有光说。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周有光说：“共产党先在老解放区里面试用，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否定了。吴玉章自己也否定了，他自己觉得代替汉字不对了。”

瞿秋白所反对的“国语”就是国语罗马字运动。这是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的另一支力量。相比于拉丁化的群众运动而言，国语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1918年，钱玄同最先提出“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的口号，陈独秀的答复是：“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傅斯年、钱玄同、黎锦熙、蔡元培、赵元任等都参与了进来。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此并不热心，加上拼写规则繁琐，普及困难。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就走向低潮了。

汉字拉丁化和国语罗马字已经进入了历史，不过，更早的历史是汉字注音运动，其最早的实践来自于西方传教士。明清西方传教士为了学习汉字和传教的需要，开始系统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西洋传教士蜂拥而入，中国各方言区的重要城市都有教会出版的方言罗马字读物。这也给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语言的比较视野。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5年后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各地陆续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教科书都在汉字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1930年，“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至今仍是台湾使用的拼音方式。在大陆，这套方案在1958年被新的汉语拼音方案替代。

“注音字母对于推广中国的扫盲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作用很大。但后来发现，注音字母虽然好，但印一张名片到外国去不管用。外国人都认得注音字母不大容易。所以就商量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拉丁字母）。这就有了拉丁化运动。”周有光说。

1955：简体字改革

汉字改革在走完一段漫长而纷繁的时期之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离开上海，因为拉丁化运动时的影响，他受命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说：“当时我们的全国有80%的人是文盲，要让文盲有文化，要改革文字，所以这个文字改革会议非常重要。”

这个会议后，周有光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研究室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级别是部长级。

1949年8月25日，吴玉章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工作：根据文字应当力求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原则，中国文字应改成拼音文字。1949年10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立即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吴玉章任主席。

1950年到1955年，全国各地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中选择了264种，编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两册，作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考资料。

1955年4月，吴玉章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作了《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汉字简化的必要。10月，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称文改会）常务委员的韦慤，在《略谈汉字简化工作》中指出“改用拼音文字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实现。在这以前，我们还得使用汉字。为了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我们要进行汉字简化工作”。

当时汉字简化工作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推进”，约定俗成就是首先把普遍通行的简体字和可以楷化的行草书加以肯定，作为首先推行的简化字。一方面是简化笔画，另外是减少字数。简化笔画方面，文改会在1951年开始搜集简体字资料，曾经初步选出通用的简体字500多个。1952年文改会正式成立后扩充到700多个。后又根据行草书和简体字的部首偏旁采取类推方法，把简化范围扩大到1634个字。由于征求意见后得到的反馈中，大多数认为在技术上改铸铜模很费事，最终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共简化了798字，精简了400个异体字。其中包括有一小部分同音替代的字，这中间就有后来被支持繁体字的人认为争议很大的“干”字和“后”字。

1955年1月间，文改会开始就《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讨论的就有20万人。最终通过了包括526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的《汉字简化方案》。这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简体汉字。

直至1959年7月，文改会共公布了4套简化字。1964年5月，《简化字总表》发布，共有2238个简化字，其中“须”“签”为重复计入，实际简化字数目为2236个。

1972年7月，文改会开始着手“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5年后，“二简”方案在《人民日报》发布，但发布后一直被质疑过度简化和引发用字混乱，几经修改难以取得一致意见。1986年1月，“二简字”被废止。

一些语言专家认为，汉字简化接上了历史的血脉。1909年，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改革开放初期，汉字又迎来了一波生死存亡的论争。文改派专家提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激光照排和输入法的发明进步。汉字逃过此劫，盘旋在头上百年的现代化焦虑一扫而空，而逐渐恢复历史的自信。

1985年12月1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不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历史发生了分野。“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化问题“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作出结论”，成为30年来的新提法。

“认识都是一步一步改进的。我们用汉字，你不可能废除它，你就是要废也废不了的，那么我们对于汉字，还是要规范化。汉字它不能表音，那么我们就用一条拼音来帮助它，用拼音来帮助汉字，不是来替代汉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