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灾过后官员沉浮录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7-15 16:49:03

  • 有关调任的传言,一直萦绕着北川县长经大忠。

    20095月,北川县党代会即将召开。在此次党代会上,县长经大忠的去留将最终揭晓。这次本应该早些开幕的会议,因市委书记谭力的调任一直拖延了下来。此前,有关经大忠调任的消息已经在北川广为流传。坊间有传言说,经大忠将被调到省里担任副厅级干部。

    同诸多得到提升的同僚一样,灾难即将成为经大忠经历的珍贵回忆。但更多的人还会留守在这里,直面满目疮痍,抚平心头创伤。

    优秀干部获得重用

    这显然是一次升迁。身为大灾难考验过的好干部,经大忠受之无愧。

    不过据一名接近经大忠的北川干部透露,经大忠并不愿意离开北川。一是经大忠是土生土长的北川人,不愿离开地震中损失惨重的故土;另一个原因是,当地重建工作“史无前例”,作为重建工作的领导者,其本身的工作意义重大。

    北川的干部也并不愿意看着他们的县长离开。“调来新领导,又要一段时间才能熟悉情况,和各部门之间也要磨合一段时间,在重建刚开始的时候,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北川县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说。

    去年7月,在地震过后一个多月,北川县委书记人选作了调整。原书记宋明平调为绵阳市政府秘书长,从县里进入到市级领导层。接替宋明的陈兴春,此前职务是绵阳市委常委、秘书长。

    陈兴春40岁出头,此次调任北川也被认为是临危受命。北川人对陈兴春主政的一年评价颇高。无论是当地的百姓还是官员,都认为陈兴春是带着感情在重建北川。一个细节是,陈兴春下去板房区视察时,会揭开群众的被窝,看是不是太潮湿,也会揭开灾民的锅盖,看吃得如何。

    北川这样的干部配备方式,在地震的极重灾区是一个典型的模式,汶川、什邡、绵竹等地的干部配备基本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同样,今年2月,德阳市委任命德阳市副市长兰开驰兼任绵竹市委书记,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彭州市委书记门生现已兼任成都市市长助理。

    市委常委担任县委书记是典型的低职高配(较低的职务配备较高级别的官员)。这一职务的配备,被认为是对灾区重建的重视。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郭伟认为,重灾区“一把手”普遍实行了“高兼”,说明灾后重建的难度大、强度大,“在现有体制下,由高一级干部兼任,有利于调集资源,展开工作”。

    此次下派到灾区的干部中,也以40多岁的、年富力强的干部居多。绵阳市委组织部一名官员说,灾区重建工作任务繁重,需要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担当重任,而这些人“本来也就是组织重点考察的对象”。

    灾难带来晋升机会

    此前,地震重灾区各县市重要岗位的第一轮人事调动已经进行完毕,地方党政负责人几乎都已调整。在汶川地震的10个极重灾区中,茂县县委书记尼玛木被提拔为阿坝州副州长,什邡市委书记何明俊也升任德阳市副市长。

    提拔晋升是这一轮人事变动的基调。当然其中也不乏个别明升暗降的案例,例如汶川县委书记王斌调任州政协副主席,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调任德阳市人大副主任。

    无论是陈兴春、经大忠,还是已经调任的宋明都被认为前途无量。灾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平时三年,不如地震一年。”绵阳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官员说,在面对地震这种突发性大灾难的时候,也确实是考察干部的最好时机。一些干部只顾小家,地震后很久才回到岗位,而另一些干部则在地震后第一时间主动回到自己的岗位。“个人的觉悟、素质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说。

    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份文件显示,此轮人事调动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提振灾区干部的士气,“低职高配”则能提高灾区与更高级政府的协调能力,加强灾区资源调配能力。

    灾区的人事变动,随着绵阳市委书记谭力调任海南省委宣传部长,达到了舆论关注的顶点。

    330日,绵阳市委书记谭力调任海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为地震灾区升职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谭力在地震前就已传出升职的消息,只是因地震而拖延了下来。灾区干部的配备,也多有此种情况。此次人事调动,在组织部门看来,也是调动灾区干部积极性的一种手段。

    舆论普遍认为,谭力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沉着应对,靠前指挥”的表现为他加分不少。但出现在镜头里笑容可鞠,在震后尤其不合时宜,被网民广为诟病,博得了个“谭笑笑”的名号。在他的带领下,妥善转移安置几十万受灾群众,积极组织推进灾后重建,唐家山堰塞湖处置、永久性住房建设等多项工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其本人被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谭力在这座有着“科技城”、“西部硅谷”美誉的四川第二大城市里主政了4年,让这里大变了模样。他走的时候,计划投资千亿的“绵阳会客厅”项目,才刚刚开始。

    “绵阳会客厅”是近两年本地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位于绵阳城区南部的这一大片区域,北至涪江三桥,南至三江大坝,东至笔架山、富乐山,西至一环路东段和绵三公路,区域面积21平方公里(其中陆地15.96平方公里、水面5.05平方公里)。依照规划者的设想,绵阳城将整个被打造成“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山水环绕,碧水蓝天”的诱人景象。

    地震改变官员生活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提拔已是可望不可即,他们面对繁重的灾后重建工作、像普通灾民一样重建家园的沉重经济压力。地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以及对生活和事业的想法。

    灾后不久,惊魂未定的干部们迎来了一批新面孔。中央、省、市都安排了大量的干部下灾区挂职,这些干部以专业型技术干部为主。中组部选派的第一批38名干部,大多数是熟悉建设、规划、交通、水利或卫生等方面工作的技术干部,主要挂任重灾县()的党委常委、副县()长。

    贺旺正是挂职干部中的一员。这位来自中国规划设计院的“80后”干部,受命挂职北川县副县长,负责全县的规划工作。

    地震中,北川的公务员损失了28%。据统计,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的1932名干部,死亡或失踪的有436人。其中,县级干部5人,科级干部80(县级部门75人,乡镇5)。北川现在有19个县委常委,20多名副县长。原来一个人分管几块工作,现在已经分解到每人主管一项工作。

    根据四川省委宣传部提供的数据,因干部遇难或重伤造成的795个空缺职位在很短时间内调整补充到位,857个部分受损、109个严重受损的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全部得到完善或重建,甚至在309个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都建立了临时党组织。省委还对6个重灾市()88个重灾县(市、区)分别增加2个领导职数,对1204个重灾乡镇分别增加2-3个领导职数。

    挂职干部的锻炼时间有一年、一年半和两年不等。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官员说,选拔的挂职干部大多是优秀干部,在灾区这样的艰苦环境中锻炼,做出成绩,以后上升的空间将很大。将优秀人才放到最艰苦的环境中考察、锻炼,也是组织内部一贯的传统。

    能否融入当地的环境,被视为挂职干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来自北川组织部的资料显示,已经有30多名挂职干部申请调任灾区,长久留在北川。这一比例占到了挂职干部总数的近三成。

    不管是此前调动的官员还是挂职干部,都被认为大有前途。不过对大多数灾区的基层干部和普通公务员来说,仕途已经不再重要。

    灾后不久,仅绵阳市就突击提拔了162名“表现突出”的科级干部。事实上,灾区两名自杀的干部,董玉飞和冯翔,都在地震后获得了提拔。

    冯翔们的离去,也给震区的同事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干部群体工作压力大,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像戴着面具生活,这样就多了一层压力。”中国人民大学心理专家赵颖说。她曾于震后第二周进入灾区开展心理救助工作。

    重建的工作相当繁重,休息日成为奢望。“地震以后,我真正休息的,只有三天。”北川县政府一名官员说,“往往是一件事情还没做完,第二、第三件事情就已经来了。根本停不下来,加班是常态,甚至是周末。”

    建设部门的一名公务员说,有些时候忙得连衣服都没有时间洗,只好把前几天没洗的衣服当干净衣服穿。

    压力还来自重建的高标准。“重建的标准定得很高,工作量很大。”这名公务员说。

    而在不少干部看来, 北川公务员的压力尤其大。因为关注度太高,北川的一举一动都在外界的关注之下。县委宣传部的一名副部长说,我们像鱼缸里的金鱼,在透明的环境下工作。

    “我们在放大镜下工作。”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说。地震的时候,他被掩埋在了废墟下。那句著名的“我是张书记”,曾经让他陷入了千夫所指的窘境。

    对于普通公务员来说,正常的生活都是一个问题。在住了半年办公室后,北川县委组织部的公务员王发明开始租房子,地震以后,灾区的房租近乎翻番,租金抵得上一半的工资。关于结婚、生子、买房子,王发明不敢去想以后的生活。

    上班是国家公务员、干部,下班就是受灾群众,甚至比受灾群众更惨,得到的救助更少。“工作得到认可就可以了,升官啥的不那么重要了。”王发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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