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到台大 台湾新文学的传承与转化

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中，北京大学师生的作用与影响向为众所公认。无独有偶，1945年台湾光复，在“台湾需要一个新五四运动”的呼声中，台湾大学同样为战后台湾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重要，不只是先后培育了白先勇、王文兴、朱天心、黄锦树等作家，以及李欧梵、王德威、陈芳明等文学研究者，更重要的是，早自台湾光复以来，台大就在语言文学教育方面多所用心，对当代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发挥了深远影响。早年台大的师资多来自北大，台大学生也每每以继承“五四”精神与北大学风自命。然而，时移势易，传承之外，转化与创新之处尤其更值得注意。它所关涉的，至少包括“语文教育”与“文学传播”两个面向；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方式，则包括三部分：一、《大学国语文选》与战后台湾的语文教育；二、校园刊物与校园文艺青年的养成；三、学院与文坛的互动─《文学杂志》及其后续。

教授魏建功编选，吴守礼注音，1947年出版。当时主要的作用，是在台湾光复之初，协助推行校内国语运动。魏建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本身是语言学家。早年，他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协助北大教授刘半农“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46年来台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是当时中国“国语”政策的重要推手。《大学国语文选》由他主导编选，所意味的，乃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与国语政策，已随同渡海而来的学者，进入台湾高等教育界，并发挥实质影响。而注音者吴守礼为台湾地区人士，毕业于帝国大学，是典型的台湾本土学者，他们借由“从方言学习国语”，再由国语体会“（新）文学”之美的做法，把原先的“日语台湾”改造成“国语台湾”。两人合作，所体现的，既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会互动，也是“从北大到台大”教学实践之空间位移，并为日后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奠定基础。

，刊名订为《新潮》，正是向当年北大《新潮》诸子致敬，创刊号的《代创刊词：“五四”再生！》，也表明了台大学生，特别是中文系学生，对“五四”精神自觉性的承续与发扬。

台大的校园刊物虽然蓬勃，但真正开始对台湾的当代文学发挥影响，则仍要从夏济安及其所创办的《文学杂志》说起。夏当时任教于台大外文系，凭借台大文学院的力量，以台大中、外文学系师生为主要作者群，创办纯文学性的刊物《文学杂志》，一方面刊载优秀的纯文学创作，一方面译介西欧重要文学理论、经典作品。

整体看来，这份由夏济安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无论杂志命名还是编排方式，实际上其来自─它的取法对象，正是上世纪30年代北大教授朱光潜等人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所不同的是，朱编版坚持不收翻译作品，夏编版则不仅一开始便说明在稿件征用上，欢迎“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希望海内外作家译家，源源赐寄，共观厥成”；而且还特别表示：“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著，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它们本身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这一类的稿件，我们特别欢迎。”这一点，不仅是二者最大不同处，更是夏编《文学杂志》得以别于朱编，在战后台湾文化与文学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

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一文，即曾清楚指出台湾大学、夏济安与《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的关系：

先生这样一位学养精深的文学导师，他给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奠定了我们日后写作的基本路线。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其实是《现代文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