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士到文人：新文学下的蛋

2009-08-04 21:02:5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与传统的旧“文士”之间，存在着身份、观念、思想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不同。可以说，现代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是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相互推动的。

“学院型文人”登上舞台

时至1927年以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内部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出现了一个“学院型文人”群体，这应当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个群体成员的思想与“五四”精神和新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变化的复杂关系。他们因“五四”落潮和1927年后的现实环境所迫，从“五四”“旧战场”上退守到书斋和学院，提倡“纯学术”、“纯文学”，而在他们的思想、文学和学术活动当中，这种对于“纯粹”的提倡和实践又显得含混复杂，难以实现。相信通过考察这群“新文人”的聚集过程与思想特征，能为深入剖析“五四”之后文化环境与知识界状况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1934年，周作人在他的《夜读抄》“后记”中写道：

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此或者亦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同为儒家盖无疑也……

不难发现，“五四”以后的周作人，经历了一个较为鲜明的思想变化过程，从“人的文学”的振臂一呼，到对“自己的园地”的强调和伸张，到了《夜读抄》这个时候，已经基本完成了思想的变化，明确转向了学术清谈，并由此奠定了他后期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风格的基础。

新文人逐渐取代旧文士

事实上，周作人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倾向，同时也代表并影响了周围的一群人。或者说，是这一群人因为具有相近的思想立场和文化选择，所以才聚集在周作人的周围。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上所谓的“京派”，就是这样一个以“爱智”为核心思想的群体。这个群体，从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上说，又多是北平城内学术机构中的人物。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聚集，发表具有相近文学观念与立场的言论和作品。又由于沈从文等人的提倡和声张，以及与南方不同文学观念的文人之间的颇引人瞩目的争论，最终成为一个文学上的流派—“京派”。

但是在我看来，“京派”这个称谓并不十分合适。事实上，这个群体里不少人并不认同这个称谓，其原因大概一是不愿沾染地域色彩，二来也是为了淡化这个词源所带有的“保守”或“正统”姿态。因此，使用“学院型文人”这一称谓，一方面是尊重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类似“学院派”的特征，但同时也强调他们作为中国“文人”的这一面，强调这种独特性和历史阶段性。

“学院型文人”不同于传统的“文士”。周作人称“文士已经歇业”，就说明他是非常自觉地区别于那个“文士”传统的，明确于二者之间的差异的。笼统地说，“文士”的重点在“士”，儒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而到周作人这里，以“爱智”和“想取而不想给”做出了一个反叛性的姿态。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能看到这个群体和旧文士的根本性区别，这是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意识相一致的。“文人”的重点在“人”，它更强调个体的价值，强调自由，“文士”是谈不到自由和个体的问题的。而经过了“五四”落潮，他们在低落和失望的心态中选择了更加特立独行，清高超然的姿态，有意识与社会政治划清界限，采用了这样一个“爱智”作为自我表白和自我维护的标志。

新文人群体尊崇“自由”观念

当然，这个群体的“学院型”特征，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现代大学师生或研究人员的身份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艺术风格之中。

比如，他们非常强调和尊重文艺创作上的“自由”。最早，周作人1922年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就说：“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这里把“自由”看做“文艺的生命”，这是周作人最明确的一次表态。周作人提倡创作的“自由”，反对“批评上的大道理”，和他一向反对“载道”是相关的。这个“道”除了指儒家之道，也包括其他一些主义，同时也包括这种“批评的大道理”。他提倡言志，就是认为“言志”是自由的、伸张个性的，而“载道”则是一种以统一的思想或标准压制个人自由的方式。因此可以说，在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主张“自由”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有同样主张的还有这个群体的另一代表人物沈从文。他1936年在《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一文中提出反对“差不多”，认为作家以“一个清明合用的脑子”和“一支能够自由运用的笔”来独立思索和写作，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这“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可以看到，从1922年周作人提出“自由”是“文艺的生命”，到1936年沈从文提出自由是“创作的基本信条”。“自由”这一重要原则贯穿了这个群体在文坛上活跃时期的始终。

此外还有美学家朱光潜，从理论的角度，通过文艺心理学的剖析，提出了创作自由的正当和必然。他认为，文艺“彼此可以各是其所是，但不必强旁人是己之所是。文坛上许多无谓争执以起于迷信文艺只有一条正路可走，而且这条路就是自己所走的路。要破除这般人的迷信颇不容易，除非是他们肯到心理学实验室里去，或则只睁开眼睛多观察人生，很彻底地认识作者与读者在性情，资禀、修养、趣味各方面，都有许多个别的差异，不容易勉强纳在同一个窠臼里”。

可以说，这个群体所尊崇的“自由”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根本性的思想原则，不只是针对政治化、商业化的问题，也针对文艺批评上的狭隘主义。这个“自由”观念既落实于文学层面上，又超越于文学层面之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