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

2019-08-14 15:58:15

来源: 时代在线

五四运动（此指1919年由北京学生运动引发的全国学潮及政治运动）犹如催化剂，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革故鼎新，将很多常态社会环境中需要更多时间酝酿的改革，迅速由观念推向实践。在与性别有关的道德领域，体现尤为突出。五四运动前，女性解放的讨论，更多是新文化启蒙者针对传统道德和文化习俗中的“厌女症”，就女子的贞操问题、人格问题、教育平等问题，为女性鸣不平、争权利；而五四运动后，恋爱神圣、婚姻自主，已被当时的女校学生奉为“人生真谛”。

学生游行时，由于男女阻隔，游行队伍中尚未出现女学生的身影，而一个月以后的六三运动及后来的学生社团活动，就常常男女混合了。1919年，北京的剧院还是男女分座，中间用大白布幔隔开，而1920年以后的大学校园里，男女社交公开已成风尚；同时，一种受深爱伦凯理论影响的“恋爱自由”、“离婚自由”思潮，也由大学校园向社会蔓延，并成为1920年代前半期呈现在报刊媒介的最普遍的公共话题。

五四新女性，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在推行新教育制度的“学校”里成长起来。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而言，求学，既是通向独立的唯一道路，也是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获得自由的委婉方式。当时中国几所著名女校，如北京女高师、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长沙周南女校等，都是新女性集中产生之地，我们熟悉的一些著名的女作家、女教师（女教授）、女革命家，都出自这些学校。

五四启蒙话语，将女性解放纳入“人的解放”主题的，“人”的视角，比晚清的“国民”论（“女国民”乃至“女英雄”），更接近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家族制度下，父对于子、夫对于妻，具有相似的权力关系，青年（子女）和女性（妻、妾），作为相互交叉的两个群体，同属家族专制和父权主宰下的弱者，他们在新文化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为反抗礼教、争得做“人”（个人）的权利，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向家族父权挑战。这个语境，决定了易卜生的《娜拉》在五四中国，首先不是作为女性主义宣言，而是作为个性主义文本被接受的。

1918年6月《娜拉》发表。1919年3月，胡适戏仿《娜拉》的独幕剧本《终身大事》发表。《终身大事》，叙述了一个中国娜拉为争取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的故事。《终身大事》发表之时，因女主角跟人跑了，没人敢演这出剧。但数月之后五四运动发生，《终身大事》却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社团上演的热门剧目。而几年后，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出走的娜拉。

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出现离婚自由思潮。离婚自由基于爱情神圣理论，即爱情为两性结合的唯一合法前提，没有爱情的结婚，即便具备法律手续，也是不道德的。由于离婚的“原告”几乎都是那些外出读书或就业的男子，离婚的“被告”，就是宗法制家庭中的儿媳妇，她们往往无知无识，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对这些无助女子而言，离婚即被弃。一个原本反对专制、实现个人自由的新文化道德革命，却引发了新文化内部的人道主义危机。

新文化主流话语是一种“权利道德”话语，因此，五四文学作品对于“旧”的一方一向没有给予足够的同情；而体现“正义”的一方（新女性），却又因其体验和选择的艰难而难于表现。

难在哪里？难在语言。五四启蒙思想赋予新女性个人主义权利道德话语，这个语言却令她们无法表达自己，因此导致庐隐小说“人生究竟”的空洞呐喊。借用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的话说，“五四新女性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一代，也是没有神话庇护的一代。” 新女性自我主体的完成，也即其语言表达自由的获得，是在五四后经历了若干年的人生苦旅之后，那时，庐隐为石评梅立传的《象牙戒指》，才以较为真切自然的语言，敞开了五四新女性丰富而痛苦的内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