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中国背景是脱不掉的印记

2009-07-15 10:16:3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华人移民西方已经有颇漫长的历史了,但是说起在西方的华人文学渐成气候,那已是20世纪中后期的事情了,以汤婷婷、谭恩美为代表的华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以华人移民生活为素材,创作出像《女勇士》、《喜福会》等一系列出色的文学作品。近年西方华人文学出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一些成年后移民西方的华人作家,以自己早年中国生活经验为素材,创作出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以长篇小说《等待》获得全美图书奖的哈金,李翊云则是近年涌现的新秀。当国内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在西方得到些微的赞扬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在国内根本没有名气的西方华人作家倒是在西方文坛颇受重视,这的确是一个微妙的值得探究的现象。中国国家地位的提升肯定是一个因素,可是对这个背景不同视角的观察则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6年当李翊云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去国外留学时,她不会预料到她的今天,就像今天读者也无法预知,这位年轻的女作家日后在写作上会走多远一样。

从北大来到美国艾奥瓦城,李翊云原本打算硕博连读,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可是在等待国内的丈夫来美团聚的孤单日子里,李翊云发现参加写作兴趣班可以有效地抵抗寂寞。于是,1997年的春天,李翊云报名参加了一个社区写作班。这个时候的李翊云并没有考虑得很长远,她只是爱上了参加兴趣班的感觉,“就像家庭主妇参加一个瑜伽班那样,给自己的生活找点乐子而已”,李翊云在电话里回忆自己当年的举动,仍然像个小女孩一样兴奋。

那个时候的李翊云,英语水平仅仅达到阅读英文报纸及小说的程度,说和写仍然显得生涩。在一名教师的鼓励下,李翊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用英文写作。李翊云从来没有真正从事过文学创作,甚至也没有用中文写作过,“除了写日记外”。

慢慢习惯了“用英语思维”的李翊云,觉得写作不仅仅是像练瑜伽那么轻松了,她渴求着更具挑战性更深入的学习。2000年,李翊云报名参加了艾奥瓦大学的作家工作室(The Writers' Workshop),接受更为规范的写作训练。该作家工作室项目每年招收50名学生,一半为诗人,另一半是小说作家,其写作课程蜚声国际,华人作家白先勇、聂华苓、叶维廉等都曾在此学习,上世纪90年代的普利策文学奖得主中超过一半是这里的毕业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李翊云到美国后的第七个年头。2003年,美国文学季刊《葛底斯堡评论》夏季号发表她的散文《那与我何干?》(What Has That to Do with Me?),紧接着,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秋季号发表她的短篇小说《不朽》(Immortality),《不朽》讲述了一位自幼丧父的演员,在成名之后又回到寡母身边的故事。此后李翊云的系列作品中,延续着这样的风格:描述个人化的生活,描述家庭史,内容多为非常态的人生轨迹,背景依稀可辨的是中国那个灰色的年代。这一年,李翊云成为了美国文坛闪亮的一颗新星,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

《巴黎评论》主编、30岁的布丽吉特·休斯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兴奋地说,发现李翊云的文学才华是比她当主编更大的新闻。当她从大量自发投稿中发现这位无名作者的小说时,一眼就看上了。她认为这是《巴黎评论》发表的一篇完美的小说。

2004年,荣获《巴黎评论》的年度新人奖后,李翊云于2005年再获大奖。其首部短篇小说集获得了首届爱尔兰法朗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国际短篇小说奖。这个奖金达5万欧元的奖项,据称是世界短篇小说创作的奖金最高的单项大奖。在爱尔兰考克(Cork)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评委会女主席迈克德米德(Val McDermid)对李翊云的小说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迈克德米德说,经过评委们的热烈讨论,最终全体同意《千年敬祈》(A ThousandYears of Good Prayers)赢得此项大奖,因为“它展示出一种对短篇形式令人钦佩的驾驭,不断展现出非常绚丽的瞬间。这是一部富有历史感和人性的小说集”。

今年,李翊云以英文写就的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The Vagrants)23日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这让她开始成为更职业的作家。美国评论界也不吝溢美之词,对她的这部长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倒是国内评论界一片寂静,偶见的评论,是李翊云的北大校友一些私人化的评论。比如有人认为,对于李翊云,“不应该要求得太多”,也有人对她小说中的“灰色调中国”、“意识形态化”颇有微词。

与李翊云的联系采访费了一番周折,可谓是“邮件电话并用,中英文并举”。李翊云已经习惯了以英文写字,这让人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她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出国的,母语应该是她更为娴熟的语言才是。李翊云在电话里不好意思地解释,主要是由于不熟悉中文输入法,的确,1996年出国的李翊云,不可能像今天的中国人那样用上便捷的拼音输入法。

电话那端的李翊云,声音温婉,慢条斯理,旁边不时传来她的两个儿子玩闹的声音。李翊云用英语吩咐孩子们自己玩,时不时对着越洋电话的这端说抱歉。这个时候的李翊云,是个地道的中国母亲,虽然对着纯中国血统的儿子们说英语,不过那语气,依然听得出来是典型的中国母亲式的幸福嗔怪。

写作是“满足好奇心”

时代周报:《漂泊者》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可以看得出来,主题一以贯之,仍然是细微的家庭生活中隐含着人性的幽光,不管是扭曲的还是温情的,当然,外媒的评价仍关注于这细微背后的中国背景,对你自己来说,这部长篇是创作上一次怎样的历险?

李翊云:长篇当然写得相对来说辛苦一些,但也更有挑战性,更有意思。对我来说,写长篇和短篇的主要区别是,在长篇的写作中,我和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远超过短篇中的人物,所以完稿后觉得更难与他们分手,而一旦分手,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无法更改了。在短篇中,我的人物在故事结束后还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相对独立与自由一些。

我确实会特别关注家庭生活中那些或温情或扭曲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长期地吸引着我,我有那个好奇心去探求背后的人性力量。至于说中国背景,这是脱不掉的印记,所以,对于评论的倾向性,我不会特别在意。 

时代周报:《漂泊者》勾勒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的一个叫做泥河镇的小地方,以及一群与命运做着苍凉周旋的小人物,比起短篇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似乎更为残忍甚至血淋淋,这一方面是由于长篇有了足够的空间让你充分展示,另一方面,什么样的思考促使你直面人性的残酷呢?

李翊云:我想残忍或鲜血淋漓只是这本书的一部分—当然评论家喜欢讲这些东西。我没有什么大的目的,但我对人性冷酷的一面很感兴趣。我的犹太好友的外祖父从纳粹德国逃出来后,所有的家人都死于集中营中。几十年后我的朋友重回这个德国小镇时,镇上的一些老人出来问她的名字,并告诉她她与她的曾祖母相貌相似。我朋友家是小镇的唯一一家犹太人:和平时期人们可以做邻居、朋友,但是非常时期人们会出卖或背叛他人。我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在写这本书时会想一些这样的问题。

时代周报:从免疫学的准博士陡然变成一位小说家,我想这绝不是偶然,从你个人的经历来看,你觉得到底是哪些重要的经历让你的体内蕴藏着这样蓬勃的创作欲望呢?

李翊云:我觉得经历也许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对世事的好奇。我很喜欢揣摩别人,喜欢听别人讲故事,也喜欢读书。也许这些对我都有帮助。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大院里,那个时候的大院是敞开式的,所以院里院外的许多事情,我都知道,所以常常会自己一个人琢磨那些事情,特别地留意观察着那些人,加上看了许多的小说,我就慢慢地有那样一种想法,如何去把他们呈现出来呢,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能够满足我一直以来存在的那种好奇心。

“喜欢用英语写作的感觉”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你的作品没有必要翻译成中文,张爱玲也用英文写过小说,后来她自己翻译成中文,但实际上味道完全不一样了。汉学家顾彬接受本报采访时也提到过,说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属于英语文学,你的小说也可以这么说,而且目前得到的各种奖项也是英语世界给予你的。你自己也曾经承认,你的中文写作水平不见得非常好,是不是用英语写作之后,恍惚间发现自己竟然有写小说的天赋?

李翊云:我没有用中文写作的经历,同时很喜欢用英语写作的感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人不需要很多理由喜欢一件事,但是喜欢上写作同时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职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时代周报:由于英语毕竟不是你的母语,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你的英文小说读起来简洁明快,有人甚至拿你比拟海明威,另外,也有人批评国内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他们绞尽脑汁在文字上出彩,但也容易给人一种玩弄技巧的印象,甚至遭受非议,认为他们“没有思想”。对你来说,驾驭文字和构思内容,是怎样的关系?

李翊云: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写一些中文,也能把文字写得很绚烂,但那不是文学创作,我的一些学生也会那样沉迷于文字。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把故事讲好,他们写的东西只能叫作“私人写作”(private writing)。文字当然是作家最重要的工具,但是工具不能成为作品。

时代周报:当然,有人会酸溜溜地说,李翊云用英文写作,并且写了一个在英语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残酷的中国,因此这是一条捷径。你会如何回答他们?

李翊云:我想人们那样想是很正常的。我不觉得我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的几个短篇,如果译成中文,内容上似乎容易显得跳跃和情节上过于简单,所以我同意你说的,如果翻译成中文,不如重新创作,那么,可否这样说,你的作品频频获奖,获得评委们的青睐,更多在于思想取胜呢?你对人性的探索获得了他们的认可?

李翊云:我不能揣测评委的想法。

短篇与长篇不同,短篇更侧重于隐藏在表面故事之下的故事(诸如海明威的冰山论之类的)。

“快乐的东西打动不了我”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比如《多余》(Extra)中命运凄楚得有些扭曲的林奶奶,比如《不朽》(Immortality)中自幼丧父的演员在成名之后又回到寡母身边的故事,抑或是《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中涉及隐秘的同性恋题材,你关注的,始终是人生的残缺,呈现这样一种残缺,基于你对生命怎样的认识?

李翊云:我个人确实对残缺感兴趣,我想这是性格使然。有人会说我喜欢灰暗面,那也是性格使然。光明和快乐的东西打动不了我,所以我没有兴趣写。但这也是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作家的共性。

时代周报:国内有不少自愿翻译你的作品的读者,不过也许有些细节需要核对一下,比如有人把《多余》(Extra)中林奶奶与小男孩的感情,翻译成为“爱情”并据此批评你的小说这个情节牵强、扭曲,你用的词汇是“love,我想求证,你的本意是指的爱情吗?

李翊云:哦,不是的!“love”的意思当然不仅仅是“爱情”,我想表达的是,林奶奶这样一个人,她在那样一个时刻,体验到了人的一种温情,那种温情,我称之为“love”,就是“爱”,这个“爱”是“大爱”,而不是狭义的“爱情”。

时代周报:除了被你称之为创作上的恩师的爱尔兰作家William Trevor,你关注西方的思想家吗?

李翊云:谈不上关注。我看的东西很杂,没有系统。我主要是看小说,而且常常是连很偏很偏的小说也找来看,思想类的东西看得比较少。我认为小说更能直接进入到我的内心,打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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