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09年，有喜剧上演，也有“杯具”碎裂。相比于喜剧，悲剧更撞击心灵，更容易被铭记。相比于现实的造化，这一年的影视剧，也常常切中这个时代的情绪，塑造这个时代的意象：现实时时恍如《蜗居》的延续，未来则不要变成《2012》的投影。
　　伏尔泰曾说：“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是的，是该拷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从黄昏起飞，我们要从自身思维的昏聩处起飞。
　　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历史研究者有种种解释。但是，却鲜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视角。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他跑遍了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这时鸦片战争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出版一年的时间里，这本小册子，便在人口只有中国十二分之一的日本发行了25万册。
　　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在给母亲的心中写道：“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除外。”在民族陷入如此严重的危机时刻，中国的整个的士绅知识精英，表现出如此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令人惊异。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总结了自秦以来中国停滞的思想根源：“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
　　民间“止讼”，政制“息争”，是传统中国的秩序基石，亦是帝国寡民的思维方式。其后果便是，一个要求臣民于统治者法度分寸之内的文化，“分”“制”“禁”“官”“君”这五个环节就构成了帝国政治组织的有机体。这一结构像一堵墙，要通过压抑个体和地方的自主性与竞争性，来谋求宏观的稳定。可是，自主性与竞争性正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没有任何力量，比竞争产生的能量更强大。一个扼杀竞争的文明，必然最终产生一个沉睡与封闭的帝国。当这个停滞的帝国，与西方列强遭遇，没有过内部竞争的滋养，便迅速在外部竞争中败下阵来，从民族的傲慢跌入自卑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从“息争”秩序到“竞争”秩序的转换，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乃至“中国崛起”，但我们同样经历了社会的失序和道德的混乱，也许这是不得不付出的转型成本，但我们也深知，当今之流弊，正是由于文化与政治领域的竞争尚未开放，从而没法形成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制衡，才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市场经济。
　　真正的挑战正在到来，那便是文化与政治领域如何实现从“息争”秩序到“竞争”秩序的转换，或者说在我们的思维中，如何实现从思考“一维”到“多维”的转换，从而建立一个理性、多元与宽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格局。
       多元性与多样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也就是说竞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直面，早作转换，才是上策，这样才有可能把代价降至最小。
　　如雷蒙·阿隆所说：“如果经历了所有的悲剧之后，仍然无法设想出一个幸福的结局，只有这时才能得出一个悲剧的结论。”所以，我们仍可以期待一个美好社会的来临。即便没有幸福，我们也有祝福。
　　幸福有如江河，我们纵无法紧握，亦可祝它奔流向前。
　　祝福你，我的中国。
　　                                                                （本报记者 韩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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