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陈国祥就任台湾《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时还不到四十岁。他在台湾新闻史上创下了不少纪录：他是在报界尖锐评论政治人物的开先河者，也是最先突破政策瓶颈，派记者抢滩赴大陆采访的报社总编。回顾那次划时代的采访，他这样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

陈国祥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通过老师启蒙认识到台湾的新闻受到政府的控制。通过广泛阅读书籍，他逐渐形成自我批判的思考方式，开始给《台湾政论》撰文，批评时政。毕业后陈国祥踏入新闻界，因言辞犀利坦率，他被冠以“思想有问题”的帽子。但他说：“被视为异端虽然难过，但是自由、民主是我一生最坚强的信念，我不会退缩的。”

作为台湾资深的媒体人，他有丰富的从业经验，曾任台湾《自立晚报》总编辑，并创办《自立早报》、担任《中时晚报》社社长、《中国时报》总编辑。马英九竞选时，他退出传媒界，成为马英九竞选的高参。

1月21日，在时代周报的会议室里，他与济济一堂的媒体同仁分享了他对台湾媒体和社会的认识。无论是对台湾从威权统治到全面解禁的时代解读，还是对台湾媒体乱象的剖析，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特意叮咛同仁，“从台湾媒体上看到的台湾，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台湾”。

超然于党派之外并非投机

时代周报：在台湾执掌大报多年，最让你感到棘手和最让你感到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陈国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多次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我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文章呼吁言论自由。除了理念上争取努力之外，还亲身实践写文章呼吁扩张新闻自由，这在历史上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台湾传媒党派化的趋向我是非常厌恶的，这违背我们专业新闻工作者的立场。我庆幸我在《中国时报》当总编辑的时候可以坚持专业伦理，超越党派视野。可现在我觉得这个传统逐渐沦落了—这是台湾新闻工作者不能放弃的理想。

我感到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在1997年到2000年期间，我坚持让《中国时报》成为超然独立、各党各派都敬重的媒体。当时台湾的政治斗争还没有现在这么恶质化，《中国时报》走超然于党派之外的道路空间相当大。2000年的大选期间，我当总编辑，每天都参加编辑采访会议，处理业务。选举结束之后，我问同事：“我这一票该投给谁？”有人说我该投给宋楚瑜，有人说我该投给连战，还有人说我该投给陈水扁。那时我觉得自己算是个成功的总编辑，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暴露出来。

第二件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作为传媒我们强调的议题可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下台湾社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把它做大篇幅的处理，创造一个焦点。然后其他传媒跟进，社会的议论也跟着聚焦过来。

让我觉得无力的就是，传媒理想和它经营的现实是有冲突的。譬如说议题的选择。八卦性的议题可能是受大家关注的。如果要发挥传媒社会性工具效用的话，你不能选择这种议题。如果为了商业目的，你可能要选择社会共识性最高的议题，或是有趣味而没有深刻意义的议题。有时候会面临这样的矛盾—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有所偏颇，这会造成挫折感。

第二个挫折感就是读者对媒体的期待常常会影响我们的把关。比如读者觉得你超然于党派之外其实是投机，不符合民众立场。民众对分化的期待对我们走中间路线的传媒会构成压力。

那时候印报纸就像印钞票

时代周报：在新型媒体的冲击之下，台湾的纸媒会退出市场吗？

陈国祥：这是大势所趋。十年前台湾有70%的人读报纸，现在只剩下40%了。十几年已经将近减少了一半，未来会继续减少下去。目前的市场规模比较小，竞争的传媒又太多，每个传媒能分到的饼无论是发行量上的饼还是广告量上的饼，都缩小很多。这就造成了生存的更加困难。将来网络传播、电子载体这些将成为媒体的主力。

台湾传媒经营上的困难是全球性的趋势，而且越是市场规模小的地方，这样的冲击就越大。以报纸来讲，过去台湾只有两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那时候印报纸像是印钞票一样，财源滚滚。可是现在这两大报亏损连连。以致《中国时报》不得不卖给旺旺集团。现在报纸越来越衰败，美国传媒也如此。

时代周报：台湾媒体的自由度曾一度高过美国和日本，但另一方面其媒体威信不高，不被尊重，被人批为“乱象丛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此现状？

陈国祥：台湾媒体的党派化非常严重，报纸报道的新闻事实甚至有很多来自编造，严重违背了新闻客观中立的职业伦理。

传媒和一般的商品不一样，其他商品只要满足消费者需求就可以了。但传媒有时候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某种需求，就会牺牲公共利益。传媒有社会公器、影响人心的作用，有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不能被当作纯粹的商品来经营。

每个行业都要有很好的行业自律，特别是对公共利益有影响的行业。传媒规范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而台湾媒体在这两方面都很薄弱。

自律除了新闻工作者外，还有媒体的所有权人本身也要有这个意识。如果他觉得掌握了媒体的经营权就掌握了媒体的话语权，让员工成为喉舌，就不对了。传媒本身有公共属性，一定要尊重专业伦理的实践。要把握好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界。这是经营者的素质问题，把一个社会工具当成私人企业，传媒就丧失了社会价值。

一旦传媒受制于党派意识形态，或者商业利益，它的自我约束力就很微弱。这时候就需要他律了。他律就是外力加于其身上的约束力量。约束力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相关的各种法律的规范，另外一个是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台湾行政权的介入目前也是非常薄弱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对于媒体的管束非常松。我们主张新闻自由，政府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用行政权去管束媒体。政府不能够直接去管报纸杂志的内容，只能依据民意代表通过的法律去约束传媒，比如青少年福利法，刑法中关于诽谤的法，关于妨碍社会秩序的法律等。

名嘴不能反映台湾的文化

时代周报：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如何促使媒体保证它的品质？

陈国祥：要想媒体能够超脱商业，有比较好的品质，那就要有很多力量的介入，比如自律组织、媒体专业人士的素质，以及配套法律的健全。

另外，如果司法机构认知有问题，强调一方面价值忽略另一方面价值的话，也会助长媒体的歪风。在台湾司法上，传媒是否构成诽谤，是从严认定。因为保证新闻自由的价值观念太强了，对于保护个人名誉权的价值观太弱，造成很多传媒肆无忌惮地批评，最后都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台湾的政治斗争激烈化，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民众意识也一直被极端化。政党带动极端化，媒体又推波助澜，因此公民教育的效果就被抵消、被削弱。照理说在经济繁荣的台湾社会，政治斗争不应该全面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刻地影响人们对社会事务的判断能力。现在“总统”可以影响上万个政府职位。对于媒体而言，媒体所支持的政党执政，它本身也会得势。选民也一样，哪一方执政会影响他的心情，因此他也要使用各种办法去帮助他的支持对象。政治斗争激化，影响全民心情。

时代周报：透过台湾媒体传达出来的社会，是真实的台湾社会吗？

陈国祥：台湾媒体比较偏重于异常现象的报道。其实，台湾社会是个相当祥和、社会整合度相当高的社会。但传媒常常太偏重冲突性的报道，它的评论也常常从冲突性的角度激化不同立场。这跟社会的高整合度是有距离的。

台湾媒体让人感到台湾人就好像媒体上所呈现的那些名嘴一样，教养、风度、素质都比较差。其实不然。权力场人物的行为被媒体过度放大了。媒体常常基于其意识形态，或者商业机制的考量，放大某些东西，从而不能普遍地反映社会的情况。所以，很多有社会道德良心、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在媒体上面未必有空间，反而那些表演能力强的、讲话歇斯底里的人能在舞台上嚣张得意，其实他们不能代表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因此，那些在媒体上活跃的人，未必是社会上素质最好、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说，台湾媒体的报道有些扭曲社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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