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科技太发达了，任何一个人在现场用手机拍张照、写段话传上网，都能造成影响力。宣传部门不可能真正封杀消息的流通，应该开诚布公。”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

一个刚由记者转换成的官员，由监督者变成被监督者，伍皓一直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利用网络，让政府掌握新舆论阵地的话语权。

“躲猫猫”红了伍皓

“躲猫猫”事件中组织民意调查团，是政府公开信息的一个标志性案例，伍皓说。

2009年2月13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24岁青年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离奇死亡。警方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结论一公布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躲猫猫”立即成为网络最红的“雷语”。

事发时，正在封闭开会的伍皓，从网上看到这个信息以后，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事儿容易引起“强烈关注”。

在网友不断呼吁公布真相的强大舆论下，云南省委宣传部作出一个打破常规的决定，组织网民调查团。2月19日，由伍皓牵头，面向社会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成员参与调查“躲猫猫”案件真相。

这件事，让刚上任不久的伍皓，突然间成了网络红人，一度受到上级宣传部门的认可以及媒体的高度赞扬。

然而，在经历尴尬的一天调查后，网民调查团铩羽而归，真相并未大白。

随后，云南省公安厅公布的信息一度坚持“意外死亡”的说法，引发了舆论更大的质疑，力主疏导民意的伍皓，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面对体制内以及体制外的批评，伍皓一度失语。

“宣传部如果只求自己没有风险，明哲保身，能躲就躲，毫无作为，不去通达社情民意，不去引导社会热点，不去疏导公众情绪，不去搞好舆论监督，我倒觉得是我最大的失职。”伍皓说，“这样的‘太平官’我也做不来，让我去当‘驼鸟’、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实在有愧我的岗位职责。”

“小学生卖淫案”的教训

如果说，组织“躲猫猫”网民调查团对伍皓毁誉参半，“小学生卖淫案”的直接出手则让伍皓一度陷入困境。

“躲猫猫”事件仅仅过去一个月，震惊全国的“小学生卖淫案”再次将云南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一次，伍皓从7月7日开始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在凯迪社区里直接发帖引导舆论。在持续了3天的官民网络互动中，伍皓一共发表6个主题帖，但引来的是口水无数，以至于曾出现跟媒体记者网上论战的局面。

3天后，伍皓以“我暂时选择沉默”结束了在凯迪论坛与网民交流的“试验”。“只要我没有因此而下岗，我还会以另外一种什么方式出现。”伍皓说。

他的高调姿态招致众多网友无情的口水，也让一些官员感到不安。

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伍皓的言行被认为太过出格。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批评他本人“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被建议“谈话提醒”。

在云南省政府最高层的支持下，一度陷入困境的伍皓顶住了压力，在后来的陆良事件中打了一场翻身仗。

8月26日，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发生了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缘起当地村民和煤矿企业的利益纠纷，并发生了村民和企业近200人的激烈冲突，警车被砸，近20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采取积极措施，提出了一个处置突发事件和公共群体性事件“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

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位列第二，仅次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

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获得组织肯定的伍皓，开始尝试把云南变成互联网官民之间沟通和互动的大全。

“网络红人”新尝试

11月9日下午15时30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国首次网络新闻发布会在昆明破冰。伍皓在会上表示， 网络新闻发布会可以在以后成为常态，成为信息公开的一种可以经常采用的方式。

这是一种政府在网络管理上的新思路，但这种思路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新闻发言的公信力遭遇考验。有网民说：“我宁愿相信有鬼，也不愿意相信发言人那张破嘴。”

“我相信我们是率先探索和实践的，增强我们新闻发言的公信力，而且把它制度化，全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这样做过。”伍皓坚定地进行着新尝试。

年末，微博成为网络新传播方式，伍皓再一次走在了政府官员的前列。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上万名商户游行，造成交通拥堵，出现打砸抢现象，事情闹得很大。伍皓马上开通微博，取名“微博云南”，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反响非常好。事后，伍皓把“微博云南”的账号交给了云南省外宣办，并强调，省内有突发事件，就第一时间发布信息；没有突发事件，就把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工作在网上发布。

伍皓把自己变成一只十足的“网虫”，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记录在了私人微博上。

这个放弃了新华社大房子、好车子，到政府当一名厅级干部的传媒人，正在不断探索着“网络执政”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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