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末，应聘到浙江大学筹建国学研究所未果的熊十力（校长竺可桢觉得年逾六旬的熊价值已不大），携收养不久的嗣女熊仲光经上海坐船到广州，借住在番禺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即弟子黄艮庸家。

这是熊十力第二次入粤。1917年秋天那次追随孙中山参与护法运动，居广州半年，令他痛感“国人鼎革以来，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从此由政治转入学术，是为其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此番再行入粤，原本就是不得已，何况内战酷烈，政局动荡，百业艰难，人心浮散，更兼僻处郊外乡间，气候闷热，音讯阻隔，语言不通，黄艮庸又执教于中山大学，星期天才回，心情如何能好得了呢？

寂寞之中，熊十力于1949年春开始给爱女讲授佛学，仲光撰写学佛札记—《困学记》，由父亲改定。此女潜心儒佛诸学，益有超世之志，深得熊十力嘉许，曾特撰“学惭伏老，传经无待于男；道愧庞公，闻法居然有女”一联以记之。2月，《读经示要》由上海正中书局印成三卷三册线装大字本，被目为此书的最佳版本。4月，钱穆，唐君毅、唐致中兄妹，王季思等人曾来看望熊十力，但由于交通不便，前来谈话问学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这年编成的《十力语要初续》“卷头语”里，熊十力有这样的感喟：“余已衰年，而际明夷之运，怀老耽绝学之忧，有罗什哀鸾之感，间不得已而有语，其谁肯闻之而不拒，奚以存为？”其心情不难想见。

对熊十力而言，此时又逢易代之际，何去何从颇费踌躇。国民党已让他失去信心，共产党又让他心存疑虑。万般焦虑之下，只能不断给徐复观、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牟宗三、万幼璞、柯树平、胡秋原等友生写信，有的信是同时给以上数人的，有时候一天就写两封。在去留问题上，熊十力与弟子徐复观发生矛盾。他不愿意离开大陆，流寓海外，但也曾考虑过是否去港台或印度；本想回北大执教或回湖北老家隐居，但又害怕共产党；不愿意在黄艮庸家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中山大学的聘书却没有转到手，复旦大学欲聘又未下决心；也曾考虑去中央大学（南京），又与友人、四川大学教务长叶石荪教授联络，甚至还想应北碚老友卢子英之邀再度入川……僻野独徘徊，唯有在通信中大骂康有为、梁启超、吴稚晖、胡适等名士以遣怀，而以盛赞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为乐。

捱到11月中旬，终于有人替熊十力做了决定—去北京。原来，10月25日，郭沫若、董必武就联名打电报邀请熊十力北上，电报打到中山大学，几经辗转，到熊十力手上已是几星期之后了。

1950年1月，熊十力由广州回到武汉后，林彪、李先念曾设宴招待，郑位三（湖北黄安人）前往住所探望。当月28日，董必武致函熊十力，称他与郭沫若、马叙伦、张东荪、张云川（熊早年的学生）等人反复商酌，都认为熊提出的到北京后不做官、能讲学、路上要人招扶等都容易办，只是坐北向南的房子一时难以找到。3月7日，郭沫若函告熊十力，已请李先念准备车票。抵京后，熊十力住在董必武租定的安定门内车辇店胡同51号，系南向房屋；6月17日移住护国寺大觉胡同12号，是张云川觅得的单独院落。此时，熊十力所住房屋和所用家具均由政府安排购置，工资按当时最高标准定为800斤小米，生活比较安定，与友生亦多有往还。

熊十力3月到北京，4月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讨国学，恢复南京内学院（由吕秋逸主持）、浙江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勉任书院（由梁漱溟主持）三家民间学校，但请政府资助。毛泽东两个月后给熊十力复信，但仅寥寥数字：“四月九日长函读悉，谨致谢意。”若能想到此时已在进行的院系调整（方向之一是化私为公），熊十力当不会对没有下文感到特别意外，但也因此更添忧思。在写于1954年秋天的《与友人论张江陵》（即张居正）小册子中，熊十力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改政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为此他又于1951年给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写信，复于1954年分别致函毛泽东、郭沫若，奈何均无结果。

熊十力的曲高和寡已是注定了。他曾于1950年5月4日回信给四川大学叶石荪教授，慨叹北大哲学系“颇无相纳之意”（这是他的老巢，“世变而学校之地自若也。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于义无悖”），又说：“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亦难存下去。”“吾常愁苦一室之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其实，何需百年，仅仅十几年后，熊十力就人被斗，书被封，在“中国文化亡了”的呓语中抑郁而逝了。而熊氏学术的光大，则在改革开放之后了。

此文参考了郭齐勇先生《大家精要.熊十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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