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外，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宋庆龄、张澜、李济深3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天安门城楼上一派群贤毕至、共襄盛举的景象。

毛泽东的一封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毛泽东又派遣专人赶赴香港，分别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送去亲笔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自谦为“弟”，称阅信人为“二兄”，恳切表达对各方力量的邀请，他写道，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响应积极。

那时候，云集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很多，毛泽东为何单单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足见此二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若二人相较，又以李济深尤其需要中共争取。因为沈钧儒不仅是民盟的中央常委，同时也是救国会领袖，而救国会过去一贯被国民党指为“共产党尾巴”，是所有民主党派当中与中共关系最密切的。

李济深，则是当时国民党改良派心目中，可以替代蒋介石、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遗志的最高领袖人选，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不可小觑。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李济深，1920年便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等职，一度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后来，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妥协，李济深相继领导了若干次“倒蒋”运动，并被蒋介石先后三次宣布“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底著名的福建事变就由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一起发动，而那一次，李济深被推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组织一个新政府的努力也遭到失败。

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如果李济深北上、与他们站在一条战线，许多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很可能因为他而自动倒戈。

北上之路

1948年8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中共用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秘密通道已经铺设好。经过中共的慎密安排，第一批民主党派代表于9月出发，乘坐租用的苏联货轮离港开赴东北，9月29日抵达哈尔滨。此行一共四人：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他们的角色，多少有些像“探路人”，一方面要代表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交换初步意见，另一方面，也在仔细观察着解放区的一切。

而对于此刻仍在香港的李济深来说，离港北上，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抉择。

当时英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还有外交联系。英国和美国当局都不希望李济深去共产党解放区。李济深的行动受到香港当局的严密监视。政治部首脑、同时也是香港特务机构头目的王翠微，被派遣日复一日地拜访李济深，表面是表示尊重，实际上是掌握他的起居动向。

到了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已无法避免，于是向李济深发出试探，试图支持他取代蒋介石，组织一个新政府，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保住华南。美方派蔡增基游说李济深，但李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据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金回忆：“父亲认为这个计划将造成中国的分裂并将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父亲既不想看到更多的伤亡、破坏和中国的分裂，也不想受美国政府的控制。”

10月、11月间，中共与沈钧儒等经过讨论，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征求意见，最终于11月25日达成了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

这时，在港民主人士的大规模北上才真正开始。先后分五批，李济深、章乃器、沈雁冰、彭泽民、马寅初、施复亮、孙起孟、柳亚子等三十余人都在第三批。

在李沛金的记述里，父亲李济深离港的计划为周恩来亲自制定：“周恩来通过何香凝给父亲送来消息，力促父亲为了人身安全尽快离开香港。他们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港卸货的苏联货轮，船一抵达，父亲为了安全必须待在最好的宾馆里。他们将组织一个盛大的宴会，周恩来甚至制定好了菜谱。”

最后的问题是，如何转移香港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圣诞前，李济深主动向负责监视自己的王翠微发出邀请，请他及夫人于12月27日到府上晚宴。王翠微如期赴约，却只在李府见到了李济深的三位密友。他被告知“李济深去看牙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早在前一天夜里，宴请他的这位主人，已经秘密登上了向北行驶的货轮“阿尔丹”号。

晚上8点，王翠微满腹疑虑地离开了李府。而就在那一天，在香港某宾馆里等候消息的中共情报工作者潘汉年，接收到了这样的暗语：“船已起航，货在船长房间，英小姐没来送别。”

事后，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勃然大怒，王翠微因此被解职。

解放区的天

1949年1月7日，“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前往迎接。东北苦寒，小战士们为满船风尘仆仆的宾客发放早已预备好的皮大衣、皮帽、皮靴，这些来自“资本主义香港”的民主人士们，首次体验到“供给制”还不大适应，比如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实业家、经济学学者章乃器，在穿上昂贵的貂皮领大衣后，掏出钱包准备付款，却被告知全部免费。

此前的1948年11月，沈阳已经解放，前几批先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们也都移居沈阳，李济深、章乃器一行被带往沈阳与他们会合。

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时间，还需进一步扩大的战果帮助确定。这群为了筹备新政协、等待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每日的活动主要是被安排到各处参观，或者开会讨论学习。在一次参观途中，陪同的人们唱起一支革命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为从历史时序上，是先有中国，后有中国共产党。他的提议很快被有关部门反映给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章乃器和章伯钧常结伴去逛旧货市场。在这天下易帜、政权交更的节点，除了这批南方社会精英的集体北上，也有不少北方的大地主、官宦纷纷南逃，带不走的家私、古董海量流散到市场，很多文物也是在这时流失海外。从沈阳到北京，一路上章乃器搜集抢救了上千件文物，后来全部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最为解放区的一切感到欢欣鼓舞的，应该是沈钧儒。1948年除夕，沈老纵饮狂欢，躺上床后还无法入睡，他想出了三句诗：“一串秧歌扭上楼，神灯枉为日皇留。光明自有擎天炬……”这没能完成的第四句，第二天一早由郭沫若代为添上：“照澈千秋与五洲。”

献其绵薄，共策进行

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2日，沈钧儒、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在表明“革命必须贯彻到底”的立场同时，第一次公开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但民主党派中部分人士对此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5日，早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京一个月，章乃器等一行民主人士便被送达了这座未来新中国的都城。他们住进了北京饭店，继续等待。

4月15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建国会领导人，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民建的成员，大多是信仰实业救国的工商界人士，有些还同时是知识分子，比如章乃器，就是著名的学者型“商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上海就要打下来了，你们的根基主要都在上海，希望你们借助自身的优势，为接管上海、恢复上海经济多做工作。此后，在六国饭店又多次举行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

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章乃器从那时起开始与陈云共事。陈云在谈到他们的合作关系时曾说：“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而那些像章乃器一样的资产阶级实业家们，又为什么能够接受一个以“消灭阶级”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说：“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自由经济受到了普遍质疑，计划经济抬头，国进民退的思想也开始盛行。情形就像现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论》突然畅销一样。1930到1940年代，从全世界知识分子来讲都是全面左倾的时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不希望有苏维埃式的专政，但是希望有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个时代很多人比较认同计划经济，认为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像我父亲这样从事过工商业的人，经济观点也倾向于：经济要立体发展不要平面发展，主张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带动民营经济，各得其所。后来我想我父亲这种欣赏民主宪政的人为什么能认同社会主义呢？就是从计划经济来认同的。不光是他，卢作孚这样的大实业家也会认同计划经济，但是反对政府直接经营企业，这样会造成腐败。”

最后的完满

此时，对于中共中央而言，还剩下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需要团结到新政权这一边：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游说宋庆龄的任务被交给了邓颖超。6月25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

她先让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去试探宋庆龄的口风。宋庆龄以孙中山逝世于北平、北平是她的伤心地为由，说“怕去”，要“考虑考虑”。又因为整个上半年宋庆龄都在荨麻疹病痛的困扰下度过，她向邓颖超提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

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邀请函，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同意7月10日后动身，“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7月5日邓颖超发电报向中央作了汇报，但随即她又在与宋庆龄谈话中得知：宋庆龄“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考虑到新政协极有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于是经与宋庆龄商量，邓颖超决定将行期推迟到8月6日以后，并立即再次发电报给中央。

此后宋庆龄仍有犹豫。周恩来与邓颖超往来商讨的电报非常频繁。几经周折，8月28日下午4时 15分，宋庆龄乘坐的头等卧车专列终于徐徐驶入北平火车站（专列为周恩来嘱上海铁路管理局专门配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郭沫若、廖承志等50余人等候在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特别为宋庆龄举行了欢迎宴会。

而为使宋庆龄的北上之旅能够愉快，周恩来还做了许多周到细致的工作。比如，他知道宋庆龄长期生活在西式建筑中，就在8月初亲自为她挑选好一栋两层花园洋房，这栋精致的房子“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宋庆龄抵达后，对这处位于东单方巾巷的寓所非常满意。

1949年9月21日至 30日，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她和李济深、张澜等一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翌日微笑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孙夫人”，似乎始终没有喜欢上北京，10月 17日她返抵上海，以后每年定期赴京“上班”。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章立凡的《章乃器与新政协》、朱玖琳的《世纪》、李沛金的《我的父亲李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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